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指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结成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团结联合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战，取得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行不抵抗政策，继续对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旗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
1935年10月，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当时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兵力已不足3万人，却被十多万国民党军包围，形势十分险恶，处境非常困难。红军在陕北刚刚站稳脚跟，马上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错误，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次年8、9月份，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触犯了英美在华的利益，国民党内亲英美派蒋介石集团也被迫对其政策作出调整，对正在进行中的中日外交谈判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同时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1932年12月恢复了中苏邦交。与此相联系，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又提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派孔祥熙、陈立夫等同苏联大使秘密谈判，要求苏联作他和中共之间的中间人。苏方认为不需要中间人，可与中共谈判。这样，从1936年初开始，国共两党间打破长期对立的僵局，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但这时的国民党只是想借“合作抗日”，达到“招抚”共产党和“收编”红军的目的。蒋介石仍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一面谈判，一面继续进行“剿共”。
（二）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作出的一个英明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共首先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络谈判。
红军对东北军采取了团结和帮助的政策，将俘虏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放回去做争取张学良的工作。高福源在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自愿承担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1936年1月初，高福源从苏区回到东北军后，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派李克农和刘鼎与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进行联络。1936年4月，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在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会谈，双方就停止内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并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做东北军工作的同时，争取杨虎城的工作也通过三条线积极进行：一条是北方局的地下党，一条是中央直接派人去西北军，再一条是共产国际，并最终使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年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46人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高级将领，提出红军誓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到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关于“西安事变”真相的材料也表明，张学良当时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特别是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逐步坚定了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决心。到1936年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终于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张、杨在对其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出于民族大义，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蒋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局势异常复杂，如何处理事变成为决定时局走向的枢纽。党内也有不同认识，起初许多人提出杀蒋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委派周恩来为中共代表，以第三者的身份，赴西安进行斡旋，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基本停下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成为时局的根本转折点。
1937年2月9日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进行了６次谈判。经过７个多月的反复商谈，国民党终于同意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３个师，共计４.5万人，在３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由朱德和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９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历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