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在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进一步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深刻揭示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充分尊重宗教生存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又是充分发挥宗教积极作用的关键所在。“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是对“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发展，是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以及宗教领域出现“逆本土化”“去中国化”“极端化”“商业化”、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不断加剧等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的。因此，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是顺应当代中国社会不断改革开放的历史趋势，实现基督教中国化，完成从“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基督教”的转变，是党和政府的期待，更是中国教会和谐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垂首等待。从历史上来看，基督教在中国首先碰到的，第一是国家规矩，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要求；第二是敬天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第三是神明之争，涉及到话语中心思想的转换。所以，笔者认为，“基督教中国化”必须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即必须立足中国处境，认同中国发展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将与时代同行、与社会同步，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三自爱国”是必须坚守的基本立场。

由于中国近代所遭受的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治对抗，使基督教在中国不再纯为宗教存在，而是有了复杂的政治卷入，因此“中国化”的政治层面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中国教会20世纪50年代所推动的“三自爱国运动”则正是基督教中国化在政治层面的清楚表达。教会要认识到处理好政教关系是教会自身发展的必然需要，周恩来的《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这篇文献中，从宏观角度定下了新中国政教关系的基调，基本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在宗教与政治关系上，要求宗教界通过积极的行动，努力使自己“对新中国有益”；在宗教与政党关系上，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在宗教与政权关系上，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宗教与政府的关系上，达成一种默契，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但“不能无原则”。从世界范围看，后冷战时期的中西冷战还在继续，意识形态方面的博弈有增无减。因此，面对复杂的形势和各种选择时，广大基督教界人士一定要坚守“三自爱国”这个基本立场，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意识，坚持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处理好爱国与爱教的关系，作为中国公民首先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坚决抵制境外一切利用基督教进行的非法、违法的活动和各种异端邪说，这是底线和红线，绝对触碰不得。

二、“扎根文化”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基础。

基督教中国化的文化层面涉及到基督教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以及如何与中国文化互动、融汇、共构。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倾心是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古代各种宗教相互交流、融合的实践充分说明，各种宗教只有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放下自我中心主义思想或排他主义思想，才可能变成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子，更是构建基督教“中国话语”、“中国思维”的重要基石。坚持基督教中国化，就必须根植于中国文化，用中国思想、中国精神“化”基督教，使其吸收、体现、培育、践行、弘扬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自觉充实、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基督教中国化之文化融合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用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所熟悉的方式来诠释基督教教义和表达基督教信仰，以中国文化的资源来丰富基督教文化，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化；另一方面，是要挖掘基督教教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通的思想，进一步增强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度，引导并提升广大信徒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正如赵紫宸分析基督教融入中国的途径时所说的那样：要使基督教“属于中国人的”，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融合。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融合不是形式上的嫁接，当年“利玛窦规矩”的形成绝不仅仅因为他穿了“儒服”，更重要的是文化内涵的吸收和相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根植中国文化土壤”。

三、“发挥正能量”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的信仰人数在中国大陆增长很快，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基督教会显然尚未完全适应整个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法治与社会公德建设、社会服务与慈善公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诸多领域的迫切需要，尚未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的、重要的社会作用和文化影响，这便意味着，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恐怕不在于“信徒的数量”，而在于“教会的质量”。这里我们来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彼此信任主要取决于“说的”还是“做的”？答案显然是后者。同样，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如果能被某个社会、民族或国家所接受或容纳，其关键因素不是在于“经典和教义解释得多么好”（这里不是说阐释经典不重要），而是在于“是否有积极的社会实践和影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能否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正能量。从教内来看，经典与教义肯定是最重要的，是信仰的依据，但从教外看，特别是对整个社会、民族或国家来说，基督教能否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充分发挥其积极的、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基督教在推动合乎国情的道德伦理观建设、社会公益慈善、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等方面继续努力，尤其是在引导基督徒对和谐社会建设、社会道德规范、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实现中国梦的自觉认同方面要加强，在社会建设、社会信任、社会正义、责任伦理以及社会救助层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尤其是要发挥宗教界人士“正言正行”的引领作用，让信仰见证于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使基督徒的信心与践行同步均衡，这也是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的重要途径。

基督教中国化有其必要性、紧迫性，这种必要性并非来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传播，而是其如何在中国社会中更合理、和谐地存在，基督教如果能在探讨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时进一步中国化，正确处理好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课题，那么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