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７日电 在２２００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中，４８岁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杨佳有些特殊，每一次参加大会，她都是手拉手被“领进”人民大会堂的。

　　本届大会上，她一如既往，优雅的姿态，自信的笑容，精致的细边眼镜后面流动着清澈的目光。然而，熟悉杨佳的人发现，这次，少了一位总是在她身边的身影。

　　没来？是的。１９年来陪伴左右，每次领着她走进大会的父亲，因病躺在了病床上。“他太累了。”在万千瞩目中，杨佳仍掩不住几分焦灼和惦念。

　　她是一位出色的青年学者，也是全国政协唯一的盲人女委员。聆听她的故事，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感慨不已：世界上一切都可能变化万千，黑暗随时有可能降临，唯有人心中那一点精神之火，唯有那最纯粹而无私的爱与情感，支撑我们永不停息地走向光明。

　　（一）

　　２９岁之前，杨佳是被无数人羡慕的幸运女孩：高挑的身材，乌黑的长发，笑眯眯的眼睛；三好学生、排球队主攻手、数学公主……

　　自己的女儿如此美丽如此优秀，一辈子搞地质、找黄金，天南海北到处跑的父母，满心都是欢喜。

　　那一年，高考刚刚恢复，１５岁的杨佳决定“试一试”，结果就考上了郑州大学英语系。高中同学们送她了四个字——鹏程万里。

　　小姑娘的心更大了，眼光更远了。

　　每天白天，从课堂到图书馆，晚上躲在被窝里接着一本又一本地读书。“成为大学者”的梦想在前方璀璨地吸引着她。

　　４年后，１９岁的杨佳作为留校任教的老师，站在了大二的课堂上，学生中不少人年纪比她还大。但她并没有止步于此，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有一门新兴学科“应用语言学”，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李佩，成了她新的目标。

　　她考上了李教授的研究生，来到北京。几年过去，她又一次毕业，又一次被留校。２４岁的她成了中科院最年轻的讲师。

　　遥想当年，杨佳仿佛又回到那流光溢彩的青春岁月，她的人生像风景一样美好，前程、爱情、婚姻，一切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此时的父母，远远看着女儿的一路顺风，女儿的幸福就是他们心中最明媚的春天。

　　但是，就像眼睛这个完美的器官上，也有一个地方叫盲点。杨佳的“盲点”忽然出现了——视力很快地下降。

　　“没关系，不就是近视加深了嘛。”杨佳安慰自己。

　　生活里人眼看世界，没人注意到盲点的存在，因为一个点的缺失，毫不影响对五彩世界的欣赏。

　　可有时，这个点刹那间也会成为全部。

　　（二）

　　从一片，到一线，到一点，视野越来越窄，视力越来越差。杨佳有些慌了，父母也更担心了。

　　带着杨佳上医院。诊断快速简洁，黄斑变性。医生把父亲叫进去，父亲沉默着走出来。没开药，更不用做手术，一言不发地牵着女儿回了家。

　　黄斑，是存在于人视网膜上的一片区域，视神经最密集的部位。神奇的造物主，让外部世界的五彩缤纷，都集中投射到这一小个领域里。然而，这一片美好的集中区，退行性病变了。失明，彻底失去视力，只是时间早晚，无可逆转。

　　杨佳的人生，也会随着光明的离去而黯然失色吗？

　　走在路上，像往常那样迈开步子，第一次觉得马路牙子怎么那么多，总是崴脚。

　　在自己家里，一起身就撞到开着的柜门，抬腿躲闪又一脚踢倒了暖壶，正要伸手去扶，可巧又把桌上的茶杯摔个粉碎。

　　父母看着跌跌撞撞的她，眼睛里全是泪水。

　　杨佳被父母搀扶着，奔走在一家家医院、诊所。西医不行，换中医；再不行，只能试试最痛苦的球底注射。但那个早晨还是到来了，一睁眼，仿佛沉入最深的黑夜。

　　本应相助扶持的丈夫，带着女儿离开了。

　　父母安慰女儿，咱们再想想办法。女儿却默默地走进房间，关上门。

　　黑暗里，脑海中仿佛放起了电影：那是简爱走过来，这是马丁路德金在演讲；导师李佩的悉心教诲，父母殷切而担忧的眼神……

　　一首《Ｉ　ｊｕｓｔ　ｃａｌｌ　ｙｏｕ　ｔｏ　ｓａｙ　Ｉ　ｌｏｖｅ　ｙｏｕ》，旋律欢快而明朗，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歌星，竟然也是个盲人。

　　“人这辈子路该怎么走，在孤寂中沉沦？还是在困境中重生？”杨佳从疑惑到惊醒：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还属于爱着你和你爱的人。

　　她终于站起来，走出房间：就当从头活起吧，一切归零、重学。活着，就要改变世界。

　　父亲说：好，我当你的拐杖。

　　（三）

　　１９年后的今天，回忆这些，杨佳温婉地笑了。她一再对记者说：“别写我自强不息、身残志坚什么的。失明让我看不到，可也让我看得更多。”

　　杨佳看不到了，就决定听书。听英文原声的有声读物，还用录音带录电台节目听。一早上四五点就起来了，直到大半夜还在轻轻听。父亲成箱成箱往家买磁带，音像店老板还以为遇到“干盗版”的了。

　　杨佳想写书，失明前就想写的。父母给她做了书写框，用不惯，写出来的字全像铁丝一样绕在一起。

　　父亲说，不怕，有盲文呢。学起来杨佳才知道，原来盲文不是国际通用，汉盲和英盲完全不同，光汉盲就有两种。

　　正学着，听说了“语音软件”，对着键盘盲打，打什么就能听见什么，这下，她可以写书了。她的书叫《研究生英语阅读》，导师李佩亲自作序，并称“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这书如今还在学校里流行着。

　　杨佳要继续上课，一堂都不能落。那时候父亲６０多岁，刚刚退休，天涯海角地找矿，颠簸了一辈子，这会儿开始陪着女儿，披星戴月。

　　父母家离学校远，８点上课，５点多就出门，家住１０楼，电梯６点半才开动。父亲拉着女儿，一级一级摸下１０楼。走路、公共汽车、地铁、再走路，女儿说，找个小阿姨吧，爸爸别累着。父亲却把女儿的手使劲挽一挽说，拉好了，别让地铁上的人挤着你。

　　杨佳的课堂上，一样有漂亮的板书，一样用多媒体课件，一样能看着回答问题的学生，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杨老师和她的父亲，总会在前一天来熟悉教室，摸准每一个按钮的位置，用胶条做上记号，用手丈量好黑板的距离。第一节课上，她一定会叫每个学生回答问题，这样就能记住声音，对号入座。

　　常常一个学期过去了，还有学生疑惑：老师真是个盲人吗？

　　这些学生也许没有注意到，杨老师的课堂，角落里永远坐着一个人——一个微微驼背、满头白发的老人，从６０岁到８０岁，那是送女儿上课的“全勤父亲”。

　　（四）

　　“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２９岁之前，我超越别人；２９岁之后，超越自我。”

　　杨佳的人生道路，历经磨难后越发开阔。

　　３７岁时，她考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导师是世界知名政治学家、＋“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每门课５００多页的阅读材料，别人看，她听，每天都弄到深更半夜。一年就修完课程，成为哈佛大学建校数百年以来首位获ＭＰＡ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约瑟夫·奈在毕业典礼上为杨佳亲授证书，说：“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

　　杨佳从国内走向国际。奥运年，她当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开会、做演讲、在国际舞台奔走……

　　杨佳从学界走进政协。《杨佳日记》一连半个月，每天，她用标准的英语，对全世界讲述在政协参会的细节；从“建议以奥运五环色命名北京五环路及地铁环线”到《在全国邮政系统推广使用“盲人读物专用邮包”的建议》，每年她都带着自己的调研成果建言献策，提案建议有声有色。

　　字里行间，桩桩件件，人们看不到的背后，是一个老人戴着花镜，帮忙朗读、校对、打印、填写。

　　失明了，让她对世界的认识反而更全面、更深刻。杨佳觉得很幸运，她说，失明，意味着要比别人付出得更多，这个付出，不光是我，更是父母、家人、朋友……

　　现在的杨佳，依然是无数双眼睛关注和羡慕的焦点：声音甜美，仪态优雅；出色的学者、知名的公共外交家、尽职的政协委员。

　　“可以看不见道路，但绝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这是女儿的坚韧和追求；而不惜倾尽全力的父亲，用一辈子找金子的眼睛，看着女儿：“只要我还走得动，就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人民大会堂里，聚光灯下，杨佳侧耳倾听，她的心里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