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夏衍的文人风骨与家国情怀

（作者：夏明珺）

1911年深秋，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杭州庆春门外的严家弄里，一位11岁的少年率先剪掉长辫子，昂首走在街上——他叫夏衍。这位从钱塘江畔走出的少年，兼具革命文艺家、进步电影开拓者、外交文化使者三重身份，用笔墨与信仰，诠释了爱国先驱矢志报国的赤子本色。

世人常说，夏衍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目睹旧王朝的崩塌，见证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亲历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也受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他的一生，与民族百年风雨悉数重叠。

夏衍（摄于1927年）

1900年，中国内忧外患，夏衍（原名沈乃熙）出生于一户落魄地主家。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刚毅的母亲竭尽全力供他读书。凭借天资和勤勉，他被保送进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校五年，恰逢新旧决裂之际，他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五四浪潮涌至杭州，他以学生代表参与其中，牵头创办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浙江新潮》——这是他“以笔为枪”的起点。

1920年，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夏衍远赴日本开启长达六年八个月的求学生涯。彼时中国军阀混战，民生凋敝，旅日华人备受排挤。他亲眼见证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也尝尽了“弱国无尊严”的窘迫。这期间，他广泛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参加日本进步学生读书会，结识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他意识到，没有独立自主的国家，单凭技术无法建设现代化工业强国。

夏衍（右）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展艺术剧社活动

1924年，他作为留日学生代表谒见孙中山，深受触动，随后加入中国国民党，负责在华侨、留学生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1927年，他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海外岁月重塑了他的人生方向，也让他读懂了海外游子期盼祖国强盛的赤诚之心。

1938年，在广州与文化界人士合影（前排左二为夏衍）

夏衍回国时，国内正值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毅然“弃工从文”，以一支秃笔为武器，在隐蔽战线与文化战场双线作战。1930年，他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奔走串联文艺界力量，并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受命协助郭沫若主编《救亡日报》，报社辗转上海、广州、桂林，物资匮乏，屡遭打压，但编辑们坚守岗位，坚持刊发前线战况，让抗日救亡的呼声传遍大江南北。办报之余，夏衍还创作、改编大量话剧与进步电影，用通俗鲜活的故事唤醒民众，激励无数人投身救亡洪流。

《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

抗战相持阶段，夏衍以进步文人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隐蔽统战工作。他曾奔赴香港、南洋，开辟海外宣传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他在香港参与创办《华商报》，如实传递国内抗战实况，驳斥谣言，揭露帝国主义阴谋，凝聚港澳及侨胞的爱国力量。他在工作手记中写道：“海外侨胞的心，始终和祖国紧紧相连。办好这份报纸，就是守住千万游子与故土的联结。”

解放初期，我党与东南亚侨界联系中断。1947年，夏衍再度受命前往新加坡，面见陈嘉庚、胡愈之等爱国侨领，传达党中央关怀，并应邀为《南侨日报》撰写时评，剖析时局，呼吁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协力，引导侨胞捐款捐物、输送紧缺物资。他奔走侨社为香港文化基金筹款，亲眼见证华侨倾尽积蓄支援祖国，这份精神让他深受动容。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深耕文化、外交领域，曾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凭借丰富的海外阅历和侨务工作经验，持续联络海外侨领与文艺人士，为新中国民间外交打开通道。

一支秃笔，半生远行。晚年闲谈时，他总忍不住说起家乡风土，挂念家乡百姓。他一生收藏了大量书画、文物、文献资料，毅然决定全部无偿捐赠给浙江。谈及初衷，他淡然说道：“此等身外之物，送请国家保存，比留给子女好些。”这位从严家弄走出的“老杭州人”，终其一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反哺家乡。

1995年，夏衍逝世，享年95岁。遵照生前嘱托，他与夫人的骨灰一同撒入钱塘江，随江水重回故乡怀抱。

晚年夏衍

江水滔滔，永续奔流，折射出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风貌。从钱塘出发追寻真理，以报国为志笃行不怠，到暮年依旧心系桑梓——杭州赋予夏衍的温润与坚韧，伴随了他整整一生。他带着江南文人的风骨与家国情怀，在风云激荡的岁月中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以文为矛，世纪行吟。

来源：市侨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