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国家，然而，近来中小企业却在金融危机退去之后再次面临生存危机。最近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祖来杭州调研时了解到：当前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比2008年金融海啸时更为艰难，由于融资难、税负高、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等因素影响，逐渐陷入经营困境，有些地区更出现大量企业停工、半停工局面。

这种困境的最直接原因当然是融资难，也就是所谓“钱荒”。中国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至今已有9个月，央行自去年以来先后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创纪录的21%；而利率上升和信贷限制剥夺了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使得它们不得不转投地下借贷市场。这又推动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水涨船高。据说，温州有些地方地下借贷的年化利率甚至已达到100%-120%。这与某大型商业银行的信息结论一致，该行信贷部人士说，自去年四季度政策不断收紧，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业务就很难获得批准，就批准额度而言，现在和去年同期相比已下降逾50%。而根据温州的一项企业抽样调查，认为当前资金吃紧的企业占到42.9%，而涉足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比例可能在30%以上，甚至更高（一部分纯粹依赖民间借贷、另一部分正常信贷资金不足下借助民间借贷补充）。由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远远高于企业的赢利，民间借贷可能会成为压倒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从而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企业危机、放大了金融风险。温州乐清的老牌企业三旗集团面临破产边缘，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资金链断裂而倒闭，而另外一家知名企业江南皮革也因为巨额欠款而倒闭。无独有偶，今年4月底，内蒙古包头市有一个叫金利斌的人自焚而死。调查人员后来发现，金利斌的企业年营业额数十亿元，他欠银行的钱也不算多，不过1.5亿元。但是，他欠地下钱庄和亲友的钱却高达12.3亿！由此可见，中小企业不管是沿海还是内地，由于信贷无门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民间高利贷的“黑色漩涡”，其卷入程度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折射出我国金融体制的一些问题

中小企业求生存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实际上是作为外部因素的政府、金融机构、金融生态环境与作为内部因素的中小企业之间达成良性互动，进而形成良性循环的过程。深刻剖析以上陷入融资困境而破产和倒闭企业的案例，可以看出中小企业融资难存在着的一些问题。

首先，在政府层面，由于银根收紧、汇率调整、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问题都不是企业自身可以解决的，各级政府应高度关注目前中小企业的真实生存状态，并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完全担当起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如何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列入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要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局，应对政府出资或以政府出资为引导的种类贷款机构、担保机构、投资公司等，明确经营的目标和责任，把服务的着力点放在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上。要积极帮助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上市等方式，拓宽直接融资的渠道。在此基础上，要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对各种高利贷形式的放款行为，予以坚决打击。

其次，在金融机构方面，目前银行盛行的是传统的抵押信贷文化，还是“当铺银行”，是以体积看人以身份看人。还没建立起立体式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来打通对接民间资本与企业的“金融管道”。我国还没有《中小企业担保法》、《中小企业融资法》、《产业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无法保证中小企业融资合法化。银行的金融产品还不够多样化，商业银行在为中小企业服务中方法简单单一。企业贷款依据的企业标准混乱，目前社会各界对“中小企业”概念的理解依然是五花八门，政府有政府的概念，企业有企业的概念，银行则各有各的概念和标准。在多样化的模糊概念下谈如何支持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显然是可笑的。

第三，在金融生态环境上，目前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其中的混乱问题，就需要将那些原来不合法的善意的民间借贷从地下转到地上，并对之进行规范。民间借贷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禹治水，只可疏，不可堵。当大量善意的民间借贷合法化之后，只剩下恶意的借贷行为，那么打击非法金融就易如反掌，也就能结束非法金融猖獗的局面了。国家要加大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要真正贯彻“新36条”，要允许民间资本去积极筹建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小银行，如国外的小商人银行、社区银行、村镇银行，“门当”才能“户对”，只有中国涌现出大量直接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才能真正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第四，在社会层面，不要干涉、甚至侵犯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目前，中小企业的税负已经很重，但还有许多社会责任需要承担，承担五花八门的各种费用，如果企业家对实业失去信心，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第五，中小企业首先要练好内功，合理做好企业的内部核算。还要加快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往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完善公司管理结构，规范经营管理行为，建立符合现代企业标准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监控制度，增加企业财务的透明度，以此降低银行获取信息的成本，增进互信、实现共赢。

三、以上问题存在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

在今年总体信贷资金压缩的大背景下，广大弱势中小企业又遭遇银行有意无意的“欺小保大、欺民营保国有”的信贷差异。

(一)、中小企业资金链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民营传统制造业利润微薄、存在偿还风险。信贷资金紧张导致银行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对贷款利率做了较大上浮，有些股份制甚至上浮了70%以上，不少区域性小银行上浮幅度甚至更高。银根紧缩、贷款利率上浮由此推动民间借贷资本的活跃与上扬，现在民间借贷利率2分利也很平常，甚至3分利也存在着相当比例。同时，传统企业借贷是为了解决短期资金不足问题，其微薄的盈利能力不足以支撑如此高的民间利率，存在较大的偿还风险，这些风险很有可能通过连环担保等方式予以放大，后果严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盈利模式尚未稳定，不符合银行传统的信用风险评估体系而告贷无门。这类产业处于培育期，市场需求尚未完全培育，盈利模式尚未成熟稳定；同时由于该类产业属于智力密集型行业，与传统企业相比，实物抵押物不足，不符合银行的信贷要求。

（二）、通过中小企业复杂的担保体系会放大金融风险。与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不同，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对中小企业实行“连环担保贷”（有3-5家甚至更多中小企业组成了一个联保体，一家出问题，其他几家承担连带责任）等融资形式，根据有关调研，在所有发放贷款的中小企业中，有一定比例的信贷是通过联保体发放的，在小银行中，联保体发放贷款企业数量占到所有放贷企业数量可能达到20%左右。这种金融创新方式在部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同时也有效放大了金融风险，一家企业危机会引发几家甚至几十家企业的危机，由此引发的多米骨牌效应极大地放大了金融风险。在金融危机时，绍兴江龙集团的危机甚至引发了整个绍兴企业的危机，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

（三）、中小企业金融危机会引发银行坏账，社会买单。由于俗称的“三荒、两高、一低”，不少中小企业举步维艰、难以为继。如果这次广大中小企业被银根紧缩、信贷无门的最后一根稻草压死，导致中小企业较大面积的破产、倒闭，从而会引发银行坏账，加剧社会负担。

（四）、民间借贷风险可能引发恶性的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于此同时，如果这家企业陷入了民间借贷，那么所卷入的企业、个人那就会更多，甚至波及到几百、甚至上千人，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曾经的东阳吴英事件曾经涉及到几千个债权人，这次包头巨商金利斌的惠龙集团，涉及1596人，其中社会人士1098人，单位职工498人，这些人背后至少又有5名亲属等相关利益者，由此涉及到将近上万人。由此可见，一个民间借贷，特别是涉及到巨额民间资金，会涉及到多达上千甚至几万人的生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五）、广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无门，会影响到我国转型升级的进程。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既是我国经济的未来、也是转型升级的方向，尽管政府各部门理论上是支持、大力扶持，但是在银根紧缩、银行惜贷的大背景同样受到了较大程度的误伤，特别尚未取得各级政府部门认可的高新企业、处于鼓励发展产业金字塔中低层的点多面广的广大新兴产业，受到的误伤就更大。笔者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网络类、信息服务类中小型企业，去年底靠资产抵押贷款利率不高、放贷也很及时，但是到今年4月份以后，哪怕有资产抵押，银行贷款也是利率上浮、审批周期延长，严重制约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此次调控，在某种程度上，那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到的压力更大，从企业角度分析：既然是新兴产业，一是其盈利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企业风险较大；二是市场需求尚未完全激发，处于产业培育期，企业前期投入大；三是这些行业属于智力密集型产业，一般传统的抵押物欠缺，同时其所拥有的各类专利技术尚未能抵押贷款；从银行角度而言，一是不少银行尚未建立并完善使用新兴产业的信用评估体系，与银行传统行业的信用标准存在较大差异而达不到信贷标准；二是这些企业的某些抵押物风险、价值较难评估，例如生产设备、专用设备，更新换代很快，本来很值钱的可能会因技术进步而一文不值。笔者曾经帮助一家、低碳节能型的具有很高成长性的高新企业联系解决生产设备抵押贷款问题，但是联系到的银行纷纷表示，这类设备价值难评估、银行尚未建立高新企业的评价标准。

总之，一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是否活跃标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中小企业作为基石的工业体系将如何生存。在工业最为发达的德国，90%的工业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如果只有西门子，也许就没有德国工业的今天。虽然我们身边的大型企业依靠自身的雄厚实力占据技术上的领先位置，但革命性的创新从来都来自中小企业。国家收紧流动性无可厚非，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也现实存在。保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环境急需建立。如何祭出更具灵活性与针对性的政策，正是对决策层智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