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两大障碍

农民工问题是“城市化”的一个产物，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这一代人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在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的很多现实问题阻碍了他们的融入，涉及到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亟待解决。

1、权益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日趋严峻。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户籍的牵绊，其身份的认同仍然存在较大阻碍，他们进不去城市也退不回农村，如此两难的境地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的农民工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一是他们有些在农村没有土地，不具有生产资料；二是他们中许多没有解决户籍问题，因此，他们的恋爱、结婚，以及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妥善加以解决。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的下一代教育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收入不高，子女的教育费用将是极为沉重的负担。2、由于自身身份的特殊性，农民工子女在学校中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一系列不公平现象在他们身上屡见不鲜。3、农民工子弟学校条件得不到提升，设施简陋、师资力量不足，学科不配套，质量不高。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也是长期以来一直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瓶颈。首先，从政府制度层面来说，长期的城乡分离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户籍不属于城市，就业和社保制度就游离在城市制度和政策之外，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就业、教育、住房等政策，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其次，企业仍然没有把新生代农民工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把新生代农民工当作是社会上的廉价劳动力，同工不同酬，城市居民的薪酬和福利会比农民工高出很多，企业为尽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一定程度上会考虑裁减农民工群体，导致农民工群体为了在城市中生存，不得不加班加点，除了工作，几乎没有时间进行任何其他的业余社区活动或者精神层面的活动，从而只能沦落为企业的“奴隶”。

2、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公平与社会治安问题日趋严重。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同时，有5.4%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工资水平未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在我市某区调查中了解到，月工资在1100元以下的约占被9.58%，1500元至2000元月收入的达40.75%，一半左右月工资超过2000元。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收入还处于城市的底层，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还较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84.5%，低于城镇职工4.1个百分点。合同签订质量较差，执行情况差。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为67.7%、77.4%、55.9%、70.3%和30.7%。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并没有受到平等的对待，收入、福利没有一视同仁，日益增长的生活压力导致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改变自身的困境。所以，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可能会迫于压力或者未能实现在城市中的生活目标，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

二、几点建议

1、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主导更加人性化的社会管理。针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还需要政府和各级组织加强完善与健全，要不断促进社会公正、社区服务，与各项体制改革，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结合现实情况，减少城乡居民隔阂。

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有了基本的生存能力后，更加注重个人的成长空间，他们向往新技术、新思想，希望在城市中和市民取得相同的地位，甚至希望在各方面做得比城市居民更加优秀。从安全需要角度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与受教育程度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提高，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有文化，受到报刊、广播、影视的影响，接受多元文化的开放价值观，但是生存发展的基础较为脆弱。他们在维护自身权益，避免失业方面有较为积极的态度，已经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从尊重需要角度来说，能否得到必要的尊重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希望自己的才能和成就得到城市中大多人的认同。新生代农民工强烈渴望自己获得较强的抗压能力、自信心和综合实力。同时，他们又希望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信任和夸奖。从自我实现需要角度说，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在提高解决问题能力，自我规划，自我学习，独立处事方面需要努力改善，这是一种个性的需求。

2、提倡社会公平公正，强化和谐共处的思想。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获得合理的财富分配、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司法公正、文化教育、福利和救助，这些都是和新生代农民工切身相关的问题。政府要突破传统的管理模式，提升与改变自我管理能力。要不断尝试脱离政府主导社会运行的模式，结合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习惯于不拘束、不受牵制的生活方式的特点，应适时地让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自由地在城市中发展，不应将其与城市居民分割看待，一味地隔开只会令城乡矛盾加剧，而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佳途径之一。政府应出台支持奖励政策，鼓励有才干、有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地对社会建设、经济建设作出最大贡献，从而使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能够得到相应的改观。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要加快城乡社保制度并轨，建立公平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体系，新生代农民工有权利在这一体系之下，在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享受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在基本生活水平方面，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正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公正问题，都应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接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农民工就业时不应受到歧视，不能一味地安排劳动力强度过大的职业。

3、提高社区服务质量，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接触程度要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密切，他们更乐意与城市居民串门聊天，广泛参与群体活动。因此社区服务必须以服务为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就业教育、计划生育、卫生保洁、社会治安等，社区服务的效果要体现在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上。切实加强农民工群体与本体居民的双向正面宣传教育，避免偏见，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步。社区管理人员应向城市居民进行宣传教育，肯定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发展作出的贡献，理解、尊重、消除刻板印象正是双方和谐相处的重要一环。同时，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特点，为农民工群体广泛提供教育机会，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加速农民工群体向市民的转化。

4、拓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途径，建立社会管理反馈体系。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他们居住在城市，但是仍然保持着农村的户口，由于制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保障和诉求。如何改革政治弊端，让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人口享受到平等的待遇，让他们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呢？这只有从制度层面上来解决，政府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广泛的政治参与渠道，充分了解他们的政治需求，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融入城市。对此，1、要建立基本生活保障体系，为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在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才会有精力去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府决策。2、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素质和政治素养，增强政治参与的可行性。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个人素质比较高，但是对于部分农民工群体仍然缺乏政治素养。在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必须注重培养他们参与政治的能力。可以通过企业、社区等来宣传参与政治方面的知识，保证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有序性。3、利用工会和社区自治力量，加强政治参与组织建设。作为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协调企业和社区等发面的力量，共同成立和组织社会性组织，集合多方面建议和策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给予客观评价，从而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政府可以以向企业、社区和社会邀请的形式，引导并组织关于农民工融入问题的探讨和具体活动，参照社会多方面的因素，为政府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思想和行动方面的支持。4、建立适时的反馈体系，保证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有效性。政府的法规政策是否得人心，是否真的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实际实施效果，是否还有待改善？这些都是政府难以了解到的，真正有切身体验的是政策的接受对象——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这种情况，政府应该主动建立适时的反馈系统，切实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政府出台方针政策的实际想法和满意度，进而让政府对关于农民工融入问题作出敏锐的调整和改善方案。

5、创新管理体制，打破单一的政府管理局面。从“民工潮”到新生代农民工，政府及相关部门一直强调农民工的“市民化”，努力使农民工群体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但是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等制度本身缺陷的影响，有些许多并不能得到预期的执行效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从入城，到居住，到就业一直都是由政府主导管理的，这种体制具有一定的弊端，如不能很好地了解农民工群体的真实需求，带有过浓的政治强制色彩，执行手段不能综合多方意见和回应等等，因此，政府必须改变这种单一的管理体制，形成包括政府、社区、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多元局面。

　　政府在发挥最终决定权前应主动征询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其他群体的意见。无论在制定决策过程中，还是在政策成型实施阶段，政府应时刻记住农民工问题是全社会的共同一体，不仅仅是政府或农民工单独个体的事情。不同群体利益的冲突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并不那么容易。政府的作用应体现在如何协调这些利益冲突，征求他们意见的过程就是了解其利益诉求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再积极搭建双方谈判和妥协的平台。

　　在农民工融入问题上增加非政府群体，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让他们述心中之所想，论生活之所求。改变政府单一的管理体制，不只是成立一个有企业、社区、政府、农民工代表等组成的组织，而且要在实际活动中真正让他们有话语权，表达农民工对于融入的愿望和建议。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议题，政府的控制力应把握分寸，在合理引导的情况下，不能过于干涉企业等组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方面的讨论，保证问题反映得客观，从而作出更为准确的决策。